《大众电影》封面女星:80年代中国人的梦中情人

热购彩票文化 2018-10-29 15:08 阅读:

 

在一些时尚网站的怀旧专辑里,常能见到20世纪80年代的《大众电影》艳丽封面。《大众电影》开辟了“文革”后国内杂志的封面女郎时代,以今天的审美标准看来,那些女明星妆化得过浓,服饰也显得老土。但在当时,她们是时尚标杆,是女孩们争相模仿的偶像。夸张的服饰和姿态,代表了整个社会在“解冻”之后,对美和自由的极度渴求。刘晓庆在微博上说:“(当年)能上《大众电影》封面,是每个明星仅次于‘百花奖’的殊荣。”

封面摄影师用哈苏500C

1979年,《大众电影》复刊,当时“集体主义”仍然盛行,演员几乎不可能以个人身份登上封面,那里是革命影片剧照的天下,后来渐渐出现了爱情题材的电影,于是,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开始在《大众电影》的封面上引领潮流了。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,“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‘最最盼望为靓女,次为俊男。’”应这一要求,《大众电影》开始自主拍摄“美人照”登上封面。

摄影师周雁鸣曾在新华印刷厂工作,他年轻时就喜欢摄影,20世纪80年代初,到中国人民大学摄影专业学习,不久被《大众电影》杂志社领导崔博泉相中。早在1962年,就职于《上海电影》的崔博泉奉命接管《大众电影》杂志,将杂志由上海迁到北京,他当时就想好,要参考《良友画报》等上海滩老牌画报,把《大众电影》办成一本展现电影艺术与时尚潮流的杂志,但四年后“文革”开始,办刊计划搁浅。1979年《大众电影》复刊,崔博泉虽已年近五十,但思路大胆前卫,他带领由北大、人大、中央美院毕业生组成的采编队伍,倾力在杂志中展现明星风采,通过明星效应来带动杂志销量。

周雁鸣与女摄影师张甦妍共同负责封面和封底拍摄。刚刚改革开放,中国几乎没有哪个杂志用大美人照片做封面,更没有封面女郎的概念,《大众电影》算是敢为天下先。提及这段往事,周雁鸣不无得意地说:“从一开始,我们就想做别人没做过的,拍别人没拍过的照片,就是要逆反,要超前。”

封面拍摄几乎没有参照的范本,由于进口杂志管理非常严格,一旦有文化部、外交部、使馆的朋友出国,周雁鸣都会拜托他们带国外的杂志和画册回来。经常翻阅外国杂志,摄影师和编辑们自然而然形成了时尚的感觉和独立的构思。

入社后,周雁鸣使用的第一台专业相机是哈苏500C,这部相机辗转到中国电影器材公司,后来分配给《大众电影》,周雁鸣去中影器材公司取的时候,发现这台昂贵的哈苏及其配件很随便地堆放在一个破木箱子里。

哈苏摄影器材的品质世界一流,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拍照用的就是哈苏,当时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台哈苏相机。20世纪60年代末,上海照相机曾以哈苏500C为蓝本,仿制出一模一样的东风相机。“东风相机我也用过,虽然看上去没有区别,但比较容易坏,而这台哈苏我用了二十几年才寿终正寝。”周雁鸣说。

呈现天然状态,以圆脸为美

第一排左起:张晓敏、钟楚红、陈晓旭、林凤娇;第二排左起:巩俐、陈冲、娜仁花、刘晓庆

当时拍摄一张封面照片的成本很低,刚刚复刊的《大众电影》没有专业摄影棚,拍照就在杂志社一间普通的房间。里面有些简单的陈设;使用胶卷也格外节省,按照规定,拍一期封面可以领一个或两个胶卷;没有造型师,化妆全靠摄影师和演员自己。尽管拍摄成本很低,但《大众电影》对封面选题的筛选很严格。周雁鸣回忆,他每次要报四五个备选人物,社长、副社长、编辑部主任和编辑们共同讨论决定,有时争论还很激烈。封面女郎的选择标准是严苛的,要么主演过三部以上电影,比如刘晓庆;要么主演过一部特别重要、影响特别大的电影,比如1979年主演《归心似箭》一炮走红的斯琴高娃。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,长得再漂亮也不能上封面。

封面照片拍出后稍作剪裁,然后画草图,排版,即使脸上有些瑕疵,身材有些胖,也不会做处理,更何况当时没有photoshop技术手段,不可能对照片作太多后期处理,呈现出来的是演员的天然状态。这就要求摄影师格外注意发掘演员的内在气质,要对演员非常了解。崔博泉主张编辑跟演员打成一片,他每周末带着编辑记者和演员、导演、影评人吃饭聊天。为了完成一个采访,拍摄一张照片,编辑和摄影师常常在摄制组扎营十天半个月,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,引导演员拍摄出符合其气质的照片。

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《大众电影》,我们会发现一个“秘密”:封面女郎几乎都是圆脸,并且打上较重的腮红,突出面部的丰满红润,这是当时的主流审美,与今天流行“锥子脸”正相反。曾为周迅、范冰冰等多位大牌女星做过造型的东田首席造型师k•kay说:“上世纪80年代,女星普遍认为化妆就一定要红脸、红唇,几乎人人都是大红色的口红和满脸的腮红。”k•kay还透露,那个年代女星的眼睛也靠贴双眼皮和假睫毛来美化,“当时没有双眼皮胶,而是用一种像纱布一样的线,把眼皮撑起来。化妆师先量好演员眼睛的长短,再用真人的头发作出假睫毛,再用自己熬制的粘胶粘上去。不过,卸妆时非常困难,不小心就会连同自己的真睫毛一起扯下来。”

女星服装引领潮流

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服装。20世纪80年代初,虽然女性们都很追求“美”,渴望回归“女性化”,但跑遍北京上海,想买到一件时髦的衣服非常难。那时的演员工资很低,她们自己也没有漂亮的衣服。

拍照的服装主要靠借,周雁鸣和“皮尔•卡丹”中方首席代表宋怀桂是好朋友,宋怀桂有中国“时尚教母”之称,她是北京马克西姆餐厅总经理,同时经营“皮尔•卡丹”在中国的代表处。在中国人还没有分清什么是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之时,马克西姆餐厅已经有不定期的时装演出,成为上世纪80年代北京顶级时尚会所。周雁鸣是这里的常客,“皮尔•卡丹”一来新时装,他和同事就过来借走,拍完照片再还回来。有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衣服,就用一块布给演员围上,没想到拍出的效果也不错。比如1989年第8期封面,史可的“露背装”其实就是一块布围出来的,从那以后,很多杂志和挂历都模仿这种方式。

女明星在电影中和在《大众电影》封面上的穿着打扮,是当时女性模仿的对象。1980年第10期封面是电影《幽灵》的剧照,女主角夏征兰(邵慧芳饰)穿着紧身喇叭裤,很有女性风韵。当时喇叭裤和蛤蟆镜已经在社会上悄然流行,但人们在穿着时总是很不自信,认为这种穿法像“二流子”,这期杂志封面,算是对喇叭裤的一次公开“认可”。多次登上封面的张瑜堪称80年代第一摩登女郎,她在1980年第5期封面上穿的牛仔裤、1981年第1期穿的修身皮夹克,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见都没见过。1985年一期封面上,刘晓庆穿了蝙蝠衫,这也是当时最时髦的衣服,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。当年的街头摇滚青年尤其青睐蝙蝠衫,因为袖子宽大,跳起柔姿、霹雳、太空舞来,袖子忽闪忽闪,相当的“拉风”。

尝试性感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香港女星的照片开始被《大众电影》刊用,林青霞、钟楚红、王祖贤都是封面常客,她们的吊带上衣、超短裙、露背装,引领了一股性感、大胆的潮流。《大众电影》开始给大陆女演员拍摄一些“性感照片”。周雁鸣说,拍这种有突破性的照片,要找“放得开”的演员,如果演员不愿意摆性感姿势,不愿意穿暴露衣服,摄影师不勉强,“就算勉强也拍不出好的效果”。周雁鸣举例说,潘虹就是一个特别正、特别传统的演员,个性也很倔强,“你非让她摆个搔首弄姿的姿势,她没准就生气不拍了呢。”潘虹几次登上封面,都是“大眼睛”、“大头照”的端庄形象。

遇到收放自如的演员,摄影师会鼓励演员大胆展现。1988年第1期封面上,女演员张晓敏穿着一件露脐装、披散着长发站在海边,这张照片引来大量批评。许多人批评张晓敏不应该在发行量如此大的杂志上露肚脐,更何况张晓敏的成名作是《非常大总统》,她在片中扮演宋庆龄,在1987年的百花奖评选中,四项表演奖有三项被《芙蓉镇》夺去,唯独最佳女配角奖落在了演宋庆龄的张晓敏头上,一时间,观众几乎认定张晓敏就是宋庆龄。扮演宋庆龄的演员怎么如此“败坏风化”?一边是很多人在骂,一边是很多人在买,那期杂志卖得十分火爆。张晓敏性格开朗大胆,她并不在意别人的非议,后来她还穿着三点式拍了一张上身照,头戴草帽,手牵白马。


《大众电影》1987年7月内页图。左起:李小燕、张伟欣、张小磊。(张伟欣的女儿是金马奖影后李小璐)

《大众电影》封面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以后,不少挂历厂家来找摄影师和编辑合作,摄影师在给挂历拍照过程中遇到合适的照片,也会登在杂志上。1986年,周雁鸣和同事带着十几个女演员到三亚亚龙湾海滩拍了一组照片,登在挂历和《大众电影》上。亚龙湾当时荒凉静谧,海天一色,空无一人,到处都是仙人掌,与今天遍地豪华酒店、游客趋之若鹜的场景大不相同。演员服装由日本内衣品牌华歌尔提供。华歌尔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内衣品牌,该公司本想利用《大众电影》的影响力来推广内衣,但那个年代不可能让女演员穿内衣拍照上杂志,于是华歌尔提供了一批时装。

那次在三亚还拍了一组泳装照,这大概是中国女演员第一次泳装亮相,并且是集体合照。女演员们穿的泳装也是华歌尔的。面对泳装,每个演员都展现出不同的个性,有的演员不肯拍,还有的演员虽然愿意拍,但是不肯穿日本泳衣,比如方舒,坚持穿自己带的泳衣;王璐瑶和白灵则非常大胆,什么款式都敢尝试,白灵甚至说,你们先挑吧,挑剩下的我穿,意思是让其他演员把保守款式挑走,剩下最前卫的、没人敢穿的泳装给她。

“大尺度”照片惊动重量级领导

1993年第1期的封面照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议,马羚身着一件全身布满亮片的礼服,低胸口,高开叉,摆出“前挺后撅”的姿势。周雁鸣说,拍这张照片之前,编辑部讨论达成共识:“就是要挑逗!就是要拼发行量!”主题已经先定了,然后才选定马羚,又选了“皮尔•卡丹”最新款的亮片装。马羚当时刚拍完田壮壮导演的《摇滚青年》,又有自己的服装模特队,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,而且她见多识广,性情开朗,拍这样一张照片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。马羚听说拍摄意图后也很愿意配合,自己就摆出了一个自信的姿态,不用摄影师怎么引导。


《大众电影》1993 年第1期封面,马羚

马羚的封面照片很受外国人欢迎,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后来请马羚吃了饭。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给周雁鸣写了封信邀请他共进晚餐,“我没敢去,我们分析这其中是有一定政治意味的,他们也许认为这是一种开放的标志。”周雁鸣说。

杂志一上市,当天就被抢购一空。近20年之后,2011年3月8日,舞蹈《千手观音》原创编导茅迪芳在微博上贴出这张照片,写道:“向妇女同胞问好”。有一位粉丝回复说,当年他为了这个封面买了一本杂志收藏,“年少无知,看的整晚睡不着觉”。


《大众电影》1993年第2期封面,石兰

这张照片惊动了高层,有位领导看到杂志后批评照片,马上开会讨论,决议让《大众电影》第二期先停止发售。可是第二期已经印出来了,几百万册杂志销毁重印是不可能的,成本太大。第二期的封面更“过火”,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石兰,拍摄了一张侧身照,侧面胸部整个裸露,而封底是香港艳星叶玉卿,当时叶玉卿正因拍摄三级片而在香港备受八卦记者骚扰。

连续两期大尺度封面给《大众电影》带来压力,编辑部内部决议“停止给任何中央领导寄送《大众电影》”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封面照片都比较保守,以防再次引起舆论风波。1993年第11期封面上,傅丽莉穿了一件橙色大垫肩西装外套,妆容庄重,头发一丝不乱,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:中国女性开始以更独立的身份出现在社交及商务场合,干练利落的职业女性成为崭新的时髦形象。

喧哗叛逆的80年代过去,9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低谷期,“搏出位”也难以扭转电影界的颓势,电视机、录像厅、歌舞厅吸引了大批时尚青年,电视节目和服装模特的兴起,也使《大众电影》不再是惟一的时尚标杆。当年家喻户晓的封面女郎,纷纷淡出影视圈,或下海经商,或远嫁国外,或退居幕后,在银幕和杂志上留下昙花一现的倩影。21世纪初,电影业复苏,网络和各类时尚杂志风起云涌,《大众电影》曾经前卫大胆的封面,已成为翻过去的一页,它收藏了女明星们的青春,定格了一代人关于时尚和梦中情人的集体记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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